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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印度水产板块出现集体飙涨。Avanti Feeds单日上涨10%，Coastal Corporation紧随其后，涨幅超过5%。在长期资金市场看来，这是一种“预期交易”——中国对日本水产品限制再升级，市场普遍押注中国将加大从其他几个国家采购海鲜，而日本留下的空缺，或许正是印度抢位的窗口期。
这场躁动的起点，是中国重启对日本水产品限制的最新一轮升级。11月初，日方尝试恢复海鲜小批量出口，但未及一月，因再次触碰政治敏感议题而中断。这使中国市场出现暂时进口缺口，引发印度企业摩拳擦掌，试图迅速填补。
印度方面反应极快。政府加码出口补贴，出台包括贷款贴息与税收减免在内的扶持政策，并积极引导水产业者“转向东方”。企业也不甘人后，在青岛渔业博览会上集中亮相，把中国视作最关键的增量市场，一边向采购商推介产品，一边展示冷链扩容计划、运输车队建设等配套升级。
这一连串举动，看起来像是步步为营、全面进攻。但问题就在于，印度虾商忽略了最根本的一个判断：中国市场真的缺他们吗？
近年来，印度确实在水产业上投入颇多。业内报告一致认为，印度对虾年产量大致在90万到93万吨之间，近几年一直维持在这个高位区间，并大规模转向出口导向型品种如黑虎虾。但本次对中国市场的押注，并非出于长期稳健的战略拓展，而是源于对原有主力市场——美国——的全面受阻。
由于美方对印度水产品加征一定的关税、强化进口检查，印度对美出口持续受挫，造成大量库存高位堆积，多地港口冷库和压力一直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市场成了印度企业“被动寻找”的退路。
新德里的“东向政策”其实是一种次优选择，带有极强的短期补位心态。正是这类“临时替代”的动机，使得印度政府和商界不惜押上大量财政与舆论资源——只为尽快进入中国市场，把原本卖不出去的库存变现。
然而，市场能否接得住这类高频度、低信任的出口需求，不取决于印度一厢情愿的部署，而取决于中国的消费信任机制与监管标准。
尽管印度企业试图通过“成本优势”换取市场占有率，但现实远不如想象乐观。表面上看，印度虾的养殖成本确实偏低——虾塘土地和人力成本明显低于中国沿海养殖区，出塘价多在每公斤3美元左右。但冷链与安全才是决定市场去留的硬指标。
过去几年，中国等进口市场的监管部门多次对来自印度的水产品发出预警或退货通知，原因集中在抗生素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和违禁添加物检出等严重质量上的问题，有的批次产品被发现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已经构成食品安全隐患。
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不少研究提到，受冷链基础设施薄弱影响，印度易腐农产品在采后到终端环节的损耗率可高达约三成，这种短板同样会波及对冷链依赖度很高的水产；相比之下，中国这些年大力铺设冷链网络，生鲜损耗率已经降到明显更低的水平。
换句话说，印度的水产品要从养殖场运到中国家庭餐桌，中间得经过“热晒-解冻-长途运输-再检疫”多个高风险环节，而这些正是中国消费者最在意的食品安全死角。
很多印度商家寄望于“日本被禁”制造出的供应缺口，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市场的反应速度远快于他们的投机盘算。
以北方沿海的扇贝产区和新疆的内陆海鲜养殖体系为例，禁令一出，这些本地供给便迅速占据供应链前列。与此同时，越南、俄罗斯等原有贸易伙伴也早已完成替补对接。在多数中高端水产品品类上，非日系来源在2024年已经全面填上了日本留下的空档。
至于印度水产，2023–24 财年印度向中国出口的海产品总量约45万多吨，其中冷冻虾就超过14万吨，中国已经是印度最重要的水产买家之一。但这一些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预制菜等工业加工环节，而非直接走进普普通通的家庭的购物车。换句话说，中国消费者不是没见过印度虾，而是早已做出选择——“尝试过，也足够了”。
此次中国对日本水产品限制的底层逻辑，绝非单纯的技术壁垒。其明确针对的是福岛核污水排海行为所带来的结构性食品安全威胁。中国外交部已多次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日本水产品即便强行出口，也没有办法获得市场空间。
印度若真想借此契机进入中国市场，首先应理解，中国并非“只看价格”的消费国，更不欢迎在边境争端与多边外交中多次对华不友善的国家，以“临时填补”姿态出现。
这一切，消费者心知肚明。他们看重的不仅是产品价格与口号，更在意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国家间的互信度。印度的“备胎式思维”，反而暴露了对中国市场的误判。
真正缺的，不是库存，而是信任。而这个信任，不能靠一场渔博会、一组股价涨停板就能建立起来。
印度虾商看似在“顺势而为”，政府与企业齐上阵，造势浩大。但中国市场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临时插队者，也不是出口焦虑下的机会主义。
市场已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们不缺虾、不缺品类、不缺供给链条，更不缺喊口号的供应国。中国需要的，是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可控的产品质量、负责任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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